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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百二十四回 北伐檄文(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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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徐达凭借刘伯温锦囊妙计攻克平州,张士诚火烧宫殿惨死,方国珍得知消息立刻来降,方国珍自然就是趁着陈友谅兵败之时自立的那个人,如今同样归降朱元璋,当年红

    巾军起义的各路英雄如今死的死降的降尽数归了朱元璋。

    平州安定,徐达留下汤和、郭英守卫平州城,自己率队赶回金陵,朱元璋亲自迎接,身后不远处站着军师刘伯温,李善长、胡惟庸等人同样分列左右。

    众人齐声道:“参见主公!”

    朱元璋快步上前道:“此次南征辛苦诸位了,今日特备下酒宴为诸位接风洗尘。”说白了就是庆功宴。宴席之上,朱元璋大赞徐达统兵之能,徐达为人低调谦虚功劳完全分与三军将士,朱元璋连连点头,自从接连战胜陈友谅、张士诚之后一些将领居功自傲,其中就包括自

    己的侄子朱文正,当日洪都一战立下大功,更是凭着自己是朱氏子孙开始嚣张跋扈,已经引起朱元璋的不满。酒宴之上,朱元璋终于提出北伐之意,虽然占据江南之地,毕竟大半国土依然掌控在元廷手里,那就是北方,北伐既是向北进军攻伐元廷之意,攻下平州,朱元璋大喜,

    立刻找到自己的智囊刘伯温商议北伐之事,所以徐达等人回来之前这些想法朱元璋早已烂熟于胸,不过是趁着这个机会说出来罢了。

    常遇春自然第一个愿意,“打,必须打!”

    刘伯温道:“主公提议甚妙,如今我军平定张士诚令元廷闻风丧胆,兵士士气高涨,正好趁机长驱中原!”

    华云龙道:“云龙愿领兵出战!”华云龙这次讨伐张士诚立下大功,同样展现出帅才,不过与徐达相比似乎还是要差上许多。朱元璋目光落在自己的爱将徐达身上,这次北伐的关键依然还是徐达,毕竟徐达的才能诸将之中乃是最佳,为人稳重谨慎,行军打仗最忌讳鲁莽,所以常遇春只能为将不

    能为帅,而最主要的是军中将领包括常遇春在内都服徐达,这点十分重要。

    徐达起身道:“徐达愿领兵北伐,为我主一统中原!”朱元璋心中大喜,嘴上确道:“自起兵以来,与各路豪杰四方征逐,能有今日得益于谨慎,临小敌如同大敌,又有诸位相助故常胜之,今百姓依然生活在困苦之中,一心兴

    兵讨伐驱逐鞑虏复我中原,切不可心生轻视之心,万事需谨慎行事,以保万全!”

    常遇春道:“射人先射马,擒贼先擒王,如今元廷各自为战不足为虑,依我之见可直接兴兵元大都,重拳直捣元人心脏!”

    朱元璋呵呵一笑道:“勇当先锋,所向无敌,谁也比不上常将军,只是孤军深入太过凶险,虽不失为良策,确是有些冒险!”

    徐达道:“主公可有进兵之策?”朱元璋起身拉开身后布帐,众人注意力多在酒菜之上,完全没有注意到大帐之内什么时候多了一块布帐,朱元璋伸手猛然拉开布帐,布帐之后恰好是一张行军图,上面沟

    沟壑壑十分清楚,朱元璋早已用笔在上面勾画。众人起身来到近前,朱元璋道:“第一步应打山东,撤其屏蔽,打下山东挥师西南,进攻河南,断其羽翼,转而西进,拔潼关,据其户守,如此左右羽翼、退路、门户完全

    被我军掌控,元大都势孤援绝,便可以不战而克之,天下可得!”

    众人齐声道:“主公明断!”

    朱元璋道:“诸位回去歇息,待休整数日立刻兴兵北伐!”

    众人离去,朱元璋目光落在这份行军图上,看似小小的一张图确是涵括了中原大地,总有一天我朱元璋要将所有的土地尽归我所有。

    人的野心欲望会随着人的地位的提升不停的疯涨,直到有一天彻底将自己毁灭。

    一番休整过后,朱元璋终于露出自己的锋芒兴师北伐,大元帝国昔日不可一世的霸主终于露出前所未有的疲态。朱元璋命当时的儒家名士宋濂起草讨伐檄文通告天下,这位宋濂可是一位了不起的才子,深得朱元璋信任,朱元璋的几个儿子包括最喜欢的皇长子朱标同样交给宋濂教导

    ,朱元璋十分重视皇子的教育,可见对宋濂学问的推崇。宋濂生于1310年十月十三日(11月4日),明代散文家,文学家,字景濂,号潜溪,谥号文宪或太史公。浦江(今浙江金华市付村镇上柳村)人。自幼家境贫寒,但聪敏好学,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、柳贯、黄溍等。他一生刻苦学习,“自少至老,未尝一日去书卷,于学无所不通”。元朝末年,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,他以奉养父

    母为由,辞不应召,修道著书。据说年青时非常帅。

    他为文主张“宗经”“师古”,取法唐宋,著作甚丰。他的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,散文质朴简介,或雍容典雅,各有特色。明初朱元璋称帝,宋濂就任江南儒学提举,与刘基、章溢、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,尊为“五经”师,为太子(朱标)讲经。洪武二年(1369年)奉命主修《元史》,累官至

    翰林院学士承旨、知制诰。宋濂青年时代曾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,於青萝山中筑室读书,因名其楼为“青萝山房”。兵祸之后,官私藏书毁损严重,而宋濂因隐居山中,仍能坐拥书城。明祁承汉《澹生堂藏书红》说:“胜国兵火之后,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,便已藏书万卷。”清载殿泗《风希堂文集》卷二《宋文宪公全集序》则说宋濂“始自潜溪徒浦江,得卷氏藏书之

    富,首推宋濂”。宋濂藏书之精华,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。如北宋本《长庆集》,先后为钱曾、黄丕烈、潘祖荫所藏。《百宋一廛赋》:“庐山《长庆》,见取六丁;金华太史,独著精灵。”注:“《长庆集》北宋时镂版,所谓“庐山本”者。庚寅一炬,种子断绝,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,图记宛然,古香可爱,推稀世珍。”又有宋本《春秋经传集解》、

    《史记》、《文选》等流入清宫内府,《天禄琳琅续编》有记。宋濂还曾藏有宋刊《事林广记》,后归广东丁日昌,《持静斋书目》著录。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,但这里也有区别:以韩愈、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,在理论上主张“文以明道”,强调“文”的工具性,但并不轻视“文”;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,于是提出“文道合一”甚至“作文害道”的论点,以防文人在“道”之外又受“文”的诱惑。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。在《文原》一文中,他强调了文“非专指辞翰之文”,而是道的“象”即显现,文与道相始终,道在哪里,文亦在哪里。在其他文章中,宋濂也反复提出“文非道不立,非道不充,非道不行(《白云稿序

    》);“文外无道,道外无文”(《徐教授文集序》)。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,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。如在《徐教授文集序》中,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,“世不复有文”;贾谊、司马迁所得的仅是“皮肤”,韩愈、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“骨骼”,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,才“得其心髓”,才算得上“六经之文”。至于明显不合“温柔敦厚”标准的各种文章,在宋濂看来,更是“非文也”。“文道合一”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,这一点可以由《元史》的体例得到证明。自范晔《后汉书》分立《儒林》、《文苑》两传,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,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。《元史》却取消了这种区分,单立《儒林传》,认为“经艺文章,不可分而为二”,“文不本于六艺,又乌足谓之文哉!”《元史》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,这样做当然

    迎合了他的意思。在朝廷正式支持下,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。宋濂的文集中,大量充斥着美化、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,这大概就是他的“道统”文学的集中表现。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,即使用强力去扭转,也还是有困难。所以,就是在宋濂身上,也还是存在两面性。